经济学家张岸元：后疫情时期如何看人民币国际化

张岸元

　　在当前疫情下，中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国际金融格局变化？近日，广州日报记者采访了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

　　他提出，后疫情时期，人民币国际化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此前，他曾建议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可以有新的考虑和抓手，第一是通过维持利差推动国际化不可取，最终要靠发展资本市场；第二是推动本币跨境贸易结算要有新做法，例如，优先满足对方国家用人民币支付的抗疫物资需求；第三是境外存量不良债权可做人民币转换；第四是重新考虑新技术在国际化中的应用场景。

　　人物简介

　　张岸元，经济学博士，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担任南开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经济，财政金融及国际关系等。曾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先后担任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和财政金融政策研究，参与多项国家重大政策、重大规划研究制定，主持完成数十项部委级课题研究，多次获得国家发改委优秀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作为中方主要专家，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政策咨询。

　　研究领域涉及宏观经济、国际经济、财政金融及国际关系等。

　　疫情加速“全球化”

　　金融市场联动加强

　　广州日报：在您看来，疫情对于全球化会造成何种影响？

　　张岸元：用全球化来描述当前全球先进生产力格局，并不准确。本轮数字化、新一代通信技术软硬件方面，除东亚、美国和欧洲少数国家外，俄罗斯、中东欧、伊斯兰世界，乃至整个南半球，都退出了竞争。这不是全球化，有人称之为“半球化”。

　　如果非要约定俗成，套用“全球化”概念，疫情期间，我们看到某些领域全球化加速而非倒退。

　　信息领域，各国信息交流更加频繁，数据共享更加顺畅，彼此关切更加切实。资本流动方面，大量资金在各市场间切换避险，金融市场联动上升到新的高度。贸易方面，抗疫物资的贸易大幅提升。而疫情带来的人员流动冻结、非必需品贸易大幅下降、粮食出口禁令等，更可能是一次暂停、一次休克。

　　后疫情时期

　　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

　　广州日报：您长期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后疫情时期的人民币国际化，您怎么看？

　　张岸元：在全球FDI方面，就每年新增流入量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外资开始忽视中国。多年来，我国一直是全球第二大FDI流入国，近两年来，全球占比一直在10%左右。外资青睐中国与流入美国并行不悖。上次金融危机以来，中美FDI流入对比，没有发生显著改变，我国流入量大约相当于美国的5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美国FDI流入数据看，我们看不出美国近几年来相关政策的任何效果，2017年以来的美国FDI流入量大幅低于此前2015年、2016年。

　　就历年存量而言，中国的外资规模远低于美国，存量家底约相当于美国的22%。过往几十年，中国在珠三角以及长三角地区形成的产业集聚是世界级的，全球没有几个区域能与之媲美。相关基础设施、产业投资规模在百万亿元人民币上下；其内部组织关系、上下游联系之紧密，不是谁想替代就能替代的。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竞争领域，被认为最市场化的美国，现在偏重于成本为主的产业政策；被认为政府主导的中国，现在反而依靠市场内生的产业关联。

　　至于优惠政策与内生市场动力，究竟孰轻孰重，相信各家公司有自己的权衡。

　　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结算暨人民币国际化启动已逾十年。在各方推动下，人民币国际结算、国际储备、国际定价地位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国际化成就有目共睹。但要看到，人民币在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各个方面，与主导货币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疫情以来，美联货币政策有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操作，中长期影响难以判断；展望后疫情时期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究竟是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还是相反，目前也难有结论。人民币国际化是宏大命题，牵扯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运行惯性、其他主导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我国国内金融改革金融开放等诸多方面因素。美联储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操作将带来何种中长期影响，超出现有理论分析框架。理论上，流动性能放，也能收。

　　此次疫情之后，美联储若能大体对称地回收流动性；巨大财政货币资源购买的资产若能够和上次金融危机之后一样，随后获得可观回报，最终相关资产顺利回归市场，则美元的危机不会到来。

　　如果不能够实现大体对称的流动性回收及杠杆率下降——从过往历程看，这是大概率事件——财政金融基本原理演绎的各种场景会如约而至。这是我们在疫情之下需要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命题的原因。

　　实现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要进行系统性政策调整

　　广州日报：您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和阻碍因素有哪些？

　　张岸元：积极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上，如，多年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了一些旧动能方面的存量问题，超大经济体优势在新基建、数字经济时代存在规模经济效应，疫情以来相对克制的总量政策能发挥市场出清功能等。

　　阻碍方面因素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上，核心是产权制度不够完备和微观激励机制。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季度增速在原有中长期下降基础上，又叠加了新的快速下降苗头。这显然不是中长期慢变量所致。背后的体制机制政策原因深刻复杂：原有激励机制被搁置，地方、国企、民企等动力源同时趋弱，而新的机制一时没有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系统性政策调整，没有新的资源注入，新动能难以系统形成，疫后经济难以回到中速增长轨道。

　　特别国债使用时

　　应与“六保”对应

　　广州日报：2008年金融危机下，中国采取四万亿刺激计划迎来经济发展的拐点，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地方政府负债率上升等风险。今年我们多了1万亿赤字，也多了万亿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应如何使用？

　　张岸元：我国这一轮财政货币政策力度，无论对照上次金融危机应对政策，还是和这次发达经济国家的纾困政策力度相比，都远远不能称之为“强刺激”。

　　这一过程中，杠杆率上升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毕竟债务展期和新资源注入，是在需求急剧萎缩情形下，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的唯一选择。

　　此外，特别国债在使用上应与“六保”相对应。

　　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因为保住了市场主体，就保住了就业和产业链供应链。可将特别国债采取纾困基金方式投向受疫情冲击严重行业的重要企业。以股权注资，可以实现资产对应。保中小微企业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领域，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组织实施。可将特别国债筹集的资金下拨地方，由地方以中小企业集合基金方式注入。

　　此外，境外债权方面，通过多边渠道，向国际组织融资，间接保护债权，仍必不可少。这类投入也有相应资产相对应。

　　广州日报：对于房地产市场和汽车消费，如何看待这两个行业的发展走势？

　　张岸元：我国城镇化历程还未走完，地产行业大的周期也没有结束。在坚持“房住不炒”前提下，可考虑优先适度调整释放居民改善型住房需求政策，如卖一套、买一套，不算二套房，依然按照首套房信贷政策执行等。这一做法不仅能带动增量，还能促进居民巨额存量财富调整，具有结构性意义。

　　鼓励民营企业

　　进入投资领域

　　广州日报：您不太主张划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提出过“投资应从政府投融资角度看项目能否还本付息”，能否举例说明一些值得投资的项目？

　　张岸元：项目是否应鼓励投资，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是否有需求，但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府管制，尤其是定价。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都靠政府投资；项目建成后，都靠政府补贴，也不可持续。

　　因此，应广泛动员社会资本，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整体转让5G、轨道交通等的建设权、经营权、收益权。此外还应研究拿出部分国有优质资产，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向社会资本转让。应考虑地方政府资产负债全面“缩表”，通过向社会资本大规模转让资产，回笼资金，降低负债率。

　　这一过程，粤港澳大湾区应走在全国前列，成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重点。

　　大湾区新基建有

　　投资需求前景的很多

　　广州日报：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投资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您有哪些建议？

　　张岸元：大湾区有投资需求前景的基建项目很多。具体到今年，从疫情看，医疗体系冗余备份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从引导海外留学人员教育支出回流看，国内高水平大学要迅速扩充；从汛情看，水利项目需要巩固提高。

　　广州日报：在当前疫情尚未成定局的情况下，粤港澳大湾区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保住全球供应链上的地位？

　　张岸元：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优势是市场化水平较高，产业门类齐全，第三产业配套能力强，原有产业集聚效应强。与此同时，社会管理水平也较为完备严密，这一点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有所体现。

　　近期，国内其他省份一些地方在行政区划设立上有新的突破。如果大湾区也能在行政区划、行政管理体系改革上有新举措，可能得到更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