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发现北宋广州瓷器

近日，上海博物馆发布了中斯联合考古项目的最新成果，出土了来自中国的土陶瓷器600余片，主要产自广东及福建地区。这是海上丝路研究的重要进展，可为何斯里兰卡会出土大量中国瓷器，包括广东产瓷器呢？这项为期40天的考古工作曾遇到哪些艰难险阻呢？带着这些问题，广州日报记者专访了此次考古项目领队、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陈杰，揭秘考古的那些事。
600片陶瓷器来自中国
第一次见到陈杰时，作为中斯联合考古项目领队的他正被摄像机团团围住，耐心地一一解答着记者的疑问。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上博领导还笑称陈杰在斯里兰卡被强烈的紫外线晒黑了几个度。
第二次见到陈杰时，他尚未从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时至周末，陈杰已经连开了六天会议，他作为会议的组织者，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职责。
中斯联合考古项目的野外考察发掘工作虽暂时告一段落，但后期的整理、记录以及下一次现场工作的筹备还在进行中。陈杰告诉记者：“上海博物馆与斯里兰卡方面已经签署了五年合作备忘录。未来，每年我们都将在斯里兰卡进行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还将与当地有关机构携手围绕专业人员交流、文物保护和科技分析、博物馆展览与教育等领域开展合作。”
这项考古工作于2018年8月6日正式开启，陈杰作为考古部门里最资深、最年长的人员，成为项目领队。事实上，早在2017年7月及2018年3月，陈杰便已两次访问斯里兰卡，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对一些重要遗迹进行了前期实地考察。因为是首次代表上海博物馆出征海外考古，考古队队员们都力求做到最好，事无巨细地精心准备着，“我们之前准备了几个月，从物资到资料，从挖掘方法到研究仪器，每一个在考古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难题，我们都事先进行了预判”。
尽管准备详尽，但到斯里兰卡的最初几天，作为领队的陈杰依然暗自忐忑。“40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卡斯韦尔曾在贾夫纳的阿莱皮蒂遗址发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根据文献记载，当地曾遭到破坏。但没有料到的是，当我们抵达现场后，却发现该遗址后来因为修建道路，遭到了第二次破坏。”一瞬间，陈杰心里没了底，他担心此次项目会空手而归，大家为之努力的几个月会化为虚无。“一开始，我们每天只能发现几片瓷器文物，挖掘进程非常缓慢。”
这种忐忑直到一周后，终于消失殆尽。“后来，我们开始不断挖掘出瓷器。最后，我们总计发现出土陶瓷器650多片，其中超过600片来自中国。”陈杰告诉记者，这些瓷器大约为北宋后期，且主要产自广东及福建地区。目前可辨识的器物以广州西村、潮州窑为大宗，器形有碗、盘、盆、碟、壶等，另有部分青釉罐、盆。此外还发现有九片耀州窑青瓷碗残片，比较少见。
起早贪黑不言苦
这不是陈杰第一次参与考古工作。1997年博士毕业后，陈杰便一直任职于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记者在现场看到，陈杰的办公处显得颇为杂乱，两侧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有关考古、遗址、历史等资料、书籍，塞不进的书被陈杰放在了地上的纸箱内，一摞又一摞。他的座位后方木板上则贴满了一些出土文物的细节打印图。
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陈杰曾与考古队其他五名队员们一起，为中斯联合考古项目加班加点准备着。“这次项目，我们除了在阿莱皮蒂遗址进行挖掘工作，还对贾夫纳地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共调查了20多个遗址点，因为相关原因，我们在这些遗址点只能进行地表发现，不能深入挖掘。但即便这样，我们仍在部分遗址点发现了来自中国的元代枢府瓷、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等遗物。”
为期四十天的考古工作于9月14日正式结束。回忆这段经历时，陈杰记得在现场时的辛苦及困难，可他又说能解决的难题都不叫难题。比如，他们曾驱车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前往贾夫纳，400公里的路硬是开了十一个小时，一路刹车、油门不断转换着在各种S形弯路上颠簸；又比如当地食物又辣又咸，吃不惯重口味的队员们只能日日以清汤面充饥；还比如因为当地设施不够完善，平日里若想在现场休息，就只能睡在手推车里，还美其名曰“房车”……
最令陈杰印象深刻的是调查那20多个遗址点。“这些遗址点大多在沙丘地带，偏远、空旷、荒无人烟，有些地方甚至无法驱车前往，我们只得背着器材徒步前行。有一次，我们的车在半路抛锚了，怎么推都不动，到了下午，大家都又饿又渴，后来当地小伙伴爬到树上为我们摘下椰子，以椰汁解渴，以椰肉果腹，才算勉强撑过了一天。”
因为在现场必须争分夺秒，陈杰及其队员们在那四十天内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工作，直到深夜12点才入眠，没有休息日。白天，他们忙于挖掘发现，夜晚便是记录研究。相较于他人而言，陈杰更因为还肩负两本有关考古书籍的编写工作，睡眠时间更少。但陈杰却拒绝用“苦”这个词形容工作，他只觉得是挑战、是新鲜、是有趣。
一年多达300天在外工作
有意思的是，如今道“考古有趣”的陈杰最初对考古却几乎一无所知。
1972年，陈杰生于江苏溧阳。年少时，他对考古并未有过多了解，考大学时，选择南京大学历史系更颇有些盲目性。直到大二分专业前，陈杰旁听了一节有关考古的课程，才突然对考古萌生了兴趣，其后才考研读博，一路以考古为志向。此后近三十年，陈杰与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上博工作的这些年，我曾参与或主持了大部分的重大考古工作，比如2006年上海普陀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发掘工作、2016年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等，后者荣获了‘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但陈杰坦言，因为自己过于专注工作，对家庭照顾甚少，无法两头兼顾。“可以说，我的工作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唯一有愧疚的是对孩子。女儿总是掰着手指对陈杰说道：“你算算，从小到大，你陪我有多长时间，出去玩、开家长会，都是妈妈陪我。”陈杰苦笑道：“每当女儿这般向我诉苦时，我也只能默不作声。其实近几年，我因为行政工作，参与野外考古工作已经少了许多。以前一年365天，我有300天都在外工作。我挺享受野外考古过程，这项工作特别能锻炼人、增长见识、扩充经验，每一次考古都是一次崭新的人生经历。”
陈杰指了指身边的年轻人，继续说道，“现在他们也是这样拼搏。像我这样的70后已经是队伍里年纪最大的了，我们这次去斯里兰卡的其余5位考古队员，有3个是80后，还有2个是90后，同去的两位陶瓷研究人员也分别是80后和90后，都是一批干劲十足的年轻人。”
虽说着自己年纪大，但陈杰却不愿轻易休息。即便不加班，准时回家的日子里，陈杰也会埋首于书桌前，在夜深人静的夜晚进行相关学术研究、撰写论文等。采访持续到晚上，直到记者离开，陈杰还在办公室里沉浸于与同事的工作交流中。他这一天的工作时间怕是又得超额定的8小时了。